中国式 2020-05-11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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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曾引起媒体、公众巨大的讨论。中国式,第一次作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生命只有一次,那么,有没有可能阻止这种不幸发生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特别指出,不是所有都能预防,但大多数是可以预防的。国内的干预机制还很不健全。专家呼吁,应当普及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加强干预机构建设,降低率。

  在全球每年100万身亡的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每年超过28.7万人死于,200万人未遂,率为23/10万人,属于高率的国家。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率和特殊的模式也成为中国问题集中的焦点。

  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率比男性高25%;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只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羊城晚报记者表示,费立鹏的调查数据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因为这个数字是美国的两倍,还因为它被国内外专家所普遍认可。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农村的率远远高于城市。贾福军指出,农村很多者是服用农药或鼠药,农村高率跟农村地区农药的可获得性很有关系。另外缺乏心理卫生知识,比如根本不知道自己不高兴可能是抑郁症,得不到治疗也有关系。

  资深心理咨询师张蕴波也指出,农村地区容易的人是成年妇女和老年人,这是因为他们相比人群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与问题,但他们往往又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只能压抑在心里,不断累积,终有一天量变到质变。 “其实在前,会有许多的征兆,只是人们不知道,所以不会去预防和干预。”贾福军说,研究已经证明,进行有效干预可以大大地降低率,像引致的头号因素抑郁症,并不是很复杂的病,完全可以治疗,但很多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很复杂的东西,各学派有各学派自己的理论和看法,要说清楚实在是难。人类的心理比一般生物的心理要复杂得多,会对将来进行预测和分析,进而做出计划.有的理论认为,有些人对于无法对付的预测或是从未见过的场景会失去控制力和分析能力,而具体哪些人会容易失去自控力,于其幼年有很大的联系。而有些理论则认为是激素和生理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有兴趣的话多去看看心理学的书籍吧。

  2002年底,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费立鹏担任执行主任,2003年,该中心开设了国内首家干预热线。此后,一些地区先后成立干预热线条这样的热线。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主任张纯说,自己还未曾听过有针对农村地区的干预机构。像上述15条热线,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而一般性的心理社会服务机构,如心理咨询电话、心理咨询网站服务、面对面的心理支持与咨询服务也多是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难以触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呼吁,农村地区的心理危机干预不应该是空白,政府应投入资源建立相关的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也表示,中国心理卫生方面的资源本来就有限,按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农村倾斜,因而农村地区只能依靠国家去保障,应把精神卫生健康纳入财政体系,进行管理。

  “我们快坚持不下去,事越来越难办了,路越走越窄……”张纯向羊城晚报记者沉重叹息。掐指算来,自2003年11月28日拿到成立批文,他的机构进行干预已近七年,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这个工作的艰难:没有经费、没有人才、没有法律保障,“一两天还能维持,但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再高的热情也被扑灭了……”

  张纯说,中心注册的志愿者大约有3000人,但日常进行工作的志愿者、志工约14人,自成立以来已经接了2万多个电线多个电话。他说,常年的志工会支付很低的薪水,志愿者来支援通常只是提供一顿午餐,即便再精打细算,一年下来的经费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 “经费完全靠我个人筹措,越来越捉襟见肘,本来每年‘世界预防日’都要举行一些宣传活动,宣传科学的干预理念,但2010年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放弃。”

  干预,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工作等,但来中心进行志愿工作的大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一般的志愿者,最长干不过三个月,三个月就是心理承受极限了。想想一个人每天接‘求死’的电话,心理得足够强大。”张纯说,记得南京一位副师级的退休军干,参加过抗美援朝,来中心做志愿者,最后也不得不退下来,顶不住。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也要“闭关”,最长的时候是十几天。

  最困扰张纯的是,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法律保障。张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救援,无法保障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张纯记得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对年轻人要殉情,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张纯,断断续续通线个小时。几天后,年轻人的家长找到张纯,问张纯是谁,为什么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张纯解释了一番,对方质问道:“谁赋予你这个权利?我要告你!”

  “想过放弃,但每天都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找到我们,咬咬牙就又出发了。”张纯说,“但我们危机干预中心需要危机干预,需要政府给予支持。”

  2010年的9月10日是第八个“世界预防日”,主题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全球携手预防”。记者从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了解到,广州心理救援队咨询热线万余个心理咨询电线个与有关。

  该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广州市身亡的人士中,35至44岁占比率最大。广州市脑科医院副院长、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李洁分析,中年人在工作、生活中都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应该对这类人群的心理状况进行干预,让他们既能当好顶梁柱,又能舒缓压力。

  李洁表示,在中心接到的近千个与相关的高危心理咨询者来电中,有86%的人只是有意念,并未付诸行动。此类人群有些刚刚经历过感情失意,有些有精神障碍,还有一些饱受癌症、甲亢、糖尿病等躯体疾病的折磨。他们通常会表现为抑郁、性格改变、情绪不稳、失眠、沉默寡言等特征。

  李洁提醒,市民在发现同事或朋友有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要注意与之沟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其支持,尽量改变其消极的想法。如果情况严重,要建议其向心理咨询师咨询,或由朋友代为咨询后,将咨询结果告知患者或其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