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里的生存性智慧与生态文明 2020-05-08 23:45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下国内各界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阐释生存性智慧和生态文明这两个我国学者所创的概念,结合人类学的理论思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与对“发展”的反思有关。“发展”所带来消极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积极发展日益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是文明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的生存性智慧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多样性有所助益。生存性智慧是一个文化长年累月的生活实践经验的累积,不能因其非理性而忽视。狩猎采集社会千百年来的经验累积提供给社会成员许多有关所处环境的知识,他们对于其他物种的看法近些年来引起了所谓“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人类学者相信,许多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对待各种动植物的态度是这些社会之所以能在整个生态系统里实现动态平衡的奥妙所在。他们对于其他物种的看法与态度是一种“美德”,值得珍视。

  作者:范可,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讲座教授、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近些年来,“生态文明”在国内的许多活动和学界、政界话语中频频出现,国家习也提出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说明中国公众已经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状况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社会的个体化”过程中人们必然会萌生的权利意识有关系。权利意识促使人们关注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对于已经拥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来说,生态环境已经不仅仅是外在的,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测度和描述的,与己无关的物理性存在,而是与自己的生存相关的具体的外在条件。在法学用语上,所谓的“环境正义”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关怀与诉求。

  生态环境引起民众普遍关注和政府重视,主要是在经济上经历了高速发展和一系列近乎“生态危机”的事件之后。这些事件有些虽然未必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但由于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等原因,综合起来考虑除自然环境相关系统的损伤外,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难辞其咎。而导致这类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则与一些政府行为、企业经营和个人逐利的诚信有关,因此,也是社会信任的问题。不同诱因所引发的后果关系到水源、空气和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这些负面后果如同在一个连续统当中,我们难以断言它们各自独特的诱因,然而,我们可以确认它们彼此间有着相关性,因而可以将这些危害笼统地归结为包括社会生态在内的生态学的问题。生态(ecology)在本文里并不仅指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由动物、植物、微生物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它也指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社会生态应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有关“社会”的基本假设来理解。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整体最终总是趋于整合或者动态平衡(equilibrium)。因而,如果社会体某一部分在整体社会当中变得不成比例,或者社会受到外在能动性力量的强烈干预,一个社会的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出现失衡甚而转化为社会危机。自然生态自发地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但是我们也经常耳闻,生态平衡会遭到破坏。例如,当外来物种进入一个天敌阙如的生境(niche)里,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凡此种种。

  然而,吊诡的是,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不但不能保证生态环境的健康,而且情况有所相反。在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之前,环境变化所引发的伤害甚至灾害当然也会发生。跨文化比较说明,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洪水传说;考古学发现证明,史前人类也遭受寄生虫侵扰。但科学告诉我们,自然界的许多我们称之为灾害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界的自我调适,森林大火有时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之后,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性事件日益增多。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用能耗来衡量社会演化。使用何种能源直接说明社会的演化和发展的程度。例如,最早的能耗来自人们的体力,接着是畜力,再接着如水力等等,直到原子能。这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但却往往与生态健康之路相向而行。世界经济结构本身也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醒目的可能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成为以消费为主的社会和各种创新的中心。但是,当科技或者观念上的创新落实到产业化时,生产环节无一不是落在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曾经被所谓“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折磨有年的发达国家的环境再度出现白云蓝天、绿水青山。而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国家却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过去在工业化时代发生在欧美日等国的严重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也在包括中国、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中出现,而且严重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比之于前工业化社会的空气质量和水质等,我们几乎就像生活在一个有毒的环境里。当然,那时候的环境也有自己的问题——各种寄生虫肆虐和难以克服寒暖燥湿造成的疾患就是明证。如果考虑到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计,环境状况一定还会更好些。尽管当时的人类饱受各种蚊虫叮咬甚至野兽袭扰,寄生虫之类肯定也始终伴随着他们,但一定是山川如黛,碧野蓝天。必须明确的是,今天,我们可能为现在仍在从事狩猎采集生计的社群的生活环境所惊艳,但这不是我们想象史前人类生活轻松幸福的理由。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狩猎采集以及初期农业生计(如游耕/horticulture)在今日世界的许多地方能存续至今必然有其道理。在某种意义上,狩猎采集生计可能是人类最为“成功”的适应。因此,千百万年来狩猎采集者的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来自自然环境的挑战值得“现代人”深思。

  民族志资料告诉我们,当今仍生活在地球“边缘”的许多狩猎采集者和游耕者,对于自然环境的看法和态度与“现代人”是不同的。千百万年来,能坚持固有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定与他们的态度与看法有关。事实证明,狩猎采集者和游耕者的植物学和生物学知识远比其他食物生产者丰富。他们在生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智慧之光当然能给“现代人”以启迪。但应当申明,尽管今天的狩猎采集生计所体现的生存性智慧有许多值得重新认识,但我们绝不能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舒服和丰足的。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狩猎采集生计在本质上是艰辛的。许多人类学家以自身的感受证明了这一点。

  以下,本文试就何为生存性智慧和生态文明进行讨论和界定,并在人类学的观照里探讨生态文明之深意。本文将生态文明视为整体文明进程的自反性后果,它直接作用于内容持续丰富的人类整体文明,进而作为文明过程的重要构成而存在。鉴于存续至今的狩猎采集生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彼此间实现动态平衡之可能性的理解,了解其生存性智慧的“美德”(merit)也就具有意义。生存性智慧未必理性但却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在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当下,重访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应能有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于生存性智慧的思考。这样的生存性智慧对于当下社会各方积极推动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和某种启迪。

  这个概念可能是邓正来最先提出来的。但对于许多人而言,可能意味着生存策略以及如何建立关系网络这类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取向。邓正来提出“生存性智慧”的概念是为了推进“中国经验”领域的深度研究。笔者将他所概括的七个要点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学术讨论多以“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而非“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为主。这种导向无视甚至否定了人类社会生存性本能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存性智慧”的解释和理解。“生存性智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

  第二,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有着先行价值判断或者意识形态承诺。都打上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甚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烙印。但这样的研究难以触及以生存为根本目的的“生存性智慧”。而“生存性智慧”是“去价值判断”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它将在悬置它们的前提下直面并努力探究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为根本要旨的、非逻各斯意义上的哲学。

  第三,“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地趋向于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中展开的概念或者逻辑游戏。离开了这些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到目前为止,缺乏对这种自从现代性滥觞之后日益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任何“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而“生存性智慧”在时间的维度上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还经由想象而成为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智慧”。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之外的,与知识和有效的意识形态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它有其自身的原则即“生存原则”,不关注普遍的价值或者道德,而遵循具体的道德或者价值。各种知识领域内各种有效的知识都会在符合“责任伦理”的生存性原则下,与“生存性智慧”构成互动关系,甚至演化成其本身的内容。

  第六,根据以上讨论,“生存性智慧”应该是地方性的,但有别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而灵活的,可以模仿传播。它来自传统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正规的教育或者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可因地因人而异。

  第七,“生存性智慧”不受国家、社会或者国际等现代秩序概念的限制,其本身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而受到现代概念基本限定的社会研究知识都是以人为本,但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是以自然为客体或者对象的。自然于其而言,至多是将自然作为外部存在而加以关注。

  “生存性智慧”本身是一种“实践智慧”,又是“未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得以呈现出来的主要促发因素。这一概念,有助于从实践的层面更为真实、具体、深入地把握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更为充分地重构并展现作为“未意图后果”的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景象。

  虽然“生存性智慧”是一个可以用于理解中国经验的概念,但对于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有所帮助。“生存性智慧”是地方的、具体的,而不是普世的,那么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的文化或者传统也就有其自身的“生存性智慧”。而“生存性智慧”是一种“实践智慧”,是生态的。它不同于现代知识体系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类的存在而将自然与文化剥离,而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它就不会是现代知识体系之下形成的所谓文化多元、自然一元的局面——这是近些年来探讨“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家所指出的,我们对一些文化有所误解的根本所在之一。概而言之,“生存性智慧”是实践的积累,是以生存为导向而不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实践性智慧,它通过世代相传而来,因而它是“传统的”。尽管按邓正来的理解,它在中国语境的市民社会发育过程中也可以将现代知识、意识形态中那些对其有用或者可用的东西转化为构成其自身的一部分,但这与本文无关。本文运用这一概念是因为它可以比较有效地解释多样性的问题。

  这个概念从苏联学者的“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转译而来。鉴于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有所交叉且相互争夺的概念,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化的翻译必然产生一些不同的意涵。而当下生态文明概念提出的现实条件和背景又与当年翻译时有所不同。首先,当年翻译“生态文明”时,并没有预想到该词后来会上升到国家治理的意义层面;其次,作为“生态文化”的汉译,三十多年前的“生态文明”之内涵与外延与现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文化人类学里,文化更多地指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固有的世界观、精神价值这一套内容。按照韦伯、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一套已经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基本格式(schema),其意义之网令我们悬于其上难以摆脱。换言之,文化类似结构规约了我们,让我们按“既定”的“传统”成长、生活。

  “文明”历来作为与“野蛮”对峙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被定义为人类可视的(visible),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物质和精神成就。在康德看来,文明是一个社会里的高级文化(high culture)。他认为文化是“内隐的”(inward),文明是“外显的”(outward)。所谓的高级文化,就是一个社会里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既然文化是内隐的,那为何高级文化就可以同时是外显的文明呢?在德意志思想统绪里,文化具有培育(cultivation)的含义,其起源自拉丁文的驯化(domestication)甚至“耕作”之意。如此看来,文明是为内隐的外显。文明是否辉煌取决于内在的积累与修养。在人类学者的眼里,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并非没有文化,因为他本人也是文化的产品,但一般而言,他不可能在人生中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如果接受上述说法,我们是否可以将生态文明视为全球共识意义上的,融汇凝聚了不同文化所内隐的因地制宜的生存性智慧、当代各种技术性成就,以及对于“发展”的反思所带来的对外在生态的新的态度,以及在反思基础上所要求的改变?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造就现代人类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这是一个开始不久的过程。在人类学的观照里,除了相应的科学和技术手段投入之外,人的改变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这一改变指的是人们对待外在生态环境的基本态度的改变。而基本态度的改变来自个人内在修养的提升,这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内容。换言之,所谓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包含改变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对待外界自然环境的一些基本思路和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和态度的形成除了特定时空条件下国家发展的宣传与策略的影响之外,还必须考虑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有必要在此就“生态”(ecology)做一简单说明。

  所谓的生态强调的是生物的生存状况。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环境,但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物理条件。生物在一定区域空间的生存状况就是具体的生态。在生态学里,当然考虑到环境的因素。迄今为止,生态学最好的定义依然是该学科奠基人,德国学者E. Haeckel提出来的,亦即“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当我们想到一个生态环境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的不仅是气候、地理等构成环境的条件和因素,还要考虑到一定区域空间里分布的动植物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的关系,如彼此间的共生、伴生等,以及在食物链上的关系,等等。我们经常听到“外来物种入侵”这类报道,反映的就是生态问题。如果外来物种没有天敌,那就可能泛滥成灾。人类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可谓不少。现在肆虐美国一些淡水水域的“亚洲鲤鱼”就是一个例子。

  生态文明则把生态考虑为文明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如前所述,文明乃为可以感知的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成就,而且常常与文化一起,作为与野蛮和自然对峙的重要概念而存在。但这样的对峙却可以给人们带来误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内涵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有所变更,举凡一切传统的存在——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文明——可能就被列为不文明或者不够文明了,就像现代主义者将“现代”(modern)作为发展的图腾柱的顶端那样,把所有的,与乡村或者乡土有关的文化或者传统视为应予改造的对象, 遑论前农业社会。而缺乏人类干预的生态环境也必然是蛮荒的、野性的,亟待人类去改造、开发,将之文明化(civilized)。所以在过去,生态于人类是外在的、与文明无关的存在。文明有义务对它进行干预使之臣服于人类,为人类服务。故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不啻为对生态环境的征服和改造的结果。

  生态文明建设显然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理念,而是如同为重症病人康复提出的基本方案。把生态与文明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概念,说明了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的伤害。这个概念说明,人类已经不再把生态仅仅视为自身索取和利用的对象,而是将它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结合,并通过一种对生态的挽救性干预将之纳入文明的谱系。生态文明不应被视为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置的另一种文明,而应是构成文明连续统(continuum of civilization)的一部分。换言之,生态文明里的生态所指的不是那种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我们的星球的边疆,但却对这样的边疆有着积极的意义。生态文明里的生态应该是人与自然界互惠共生的状态;人类促成这种互惠共生并对之保持和维护的过程是一种文明的选择和进程。生态文明因此是一种人与自然互惠平衡的状态,而努力实现这种平衡过程中的创新与发明构成了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

  虽然生态文明概念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在社会广泛引起关注是在2007年之后。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指出应该对那种“经天纬地”改造自然的文明予以反思。以下引文是一些学者对何为生态文明的认识: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向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报告把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提高到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突出地位,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类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警告过,发展的代价是多方面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显然是第一位。而把生态文明融入上述“四个建设”的主张,显然是认识到既往发展决策上的某些失误。人类犯下的许多错误不少是“未意图的后果”,在发展问题上尤为如此。国家图发展是很自然的,但在一开始并不一定会考虑到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错误比较多是必然的。司各特(James Scott)曾说过,国家计划经常失败就在于计划者往往喜欢一刀切。这种做法源自权力期待的有效管理,但是多样性却不在思考的范围之内,失败是自然的。从本体论转向的观照来看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一种把自然单一化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的后果。

  生态文明概念是因应过分发展所引起的各种负面效应而出现的。在国际上,它应与所谓的“绿色发展”理念同源。以联合国的三次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四个模型。第一阶段是在1961年和1972年,环境问题被国际社会提了出来;第二阶段即从1972—1992年,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1992—2012年则是绿色经济与全球环境治理,是为第三个阶段。论者认为,这50年间所贯穿的理论和政策演变的中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如果说三个阶段考虑的是理念的发展,四个模型则是关于如何把理念付诸实践。四个模型分别是:1. 环境与发展的二维模型,强调资源环境支撑社会发展。2.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模型,强调发展需要注意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3. 绿色经济的四面体模型,强调绿色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相结合的合作治理。4. 发展质量的三个层面模型,强调好的发展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资本。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人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大概是强调低碳经济。全球对于减少碳排放达成共识——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严格遵守。减少传统能源消耗或者采用新能源也因此在当下成为共识和努力的方向。以上,基本代表了决策者所关注的问题和维度。为了建设生态文明,民间自发的态度如何我们仍然难以知之或知之甚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民众对待环境的态度。现在虽然人们的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不够。可以确信的是,对于环境从漠不关心到给予关注和保护——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在民众生活中建立起来。人类学完全可以利用其知识储备在这一转变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