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一词的诞生:源于好奇的专项社会调查 2020-06-17 04:08

  关心蚁族就是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青年时代的磨难和体验直接决定10年15年后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一个人青年时期总被人看不起、压抑、仇富,等他40岁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吗?会回报社会吗?他如何教育下一代?

  在这本叫做《蚁族》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出版之前,“蚁族”这个名词基本上属于动物学的概念。一位29岁的年轻学者带领他的团队经过两年的社会调查后,第一次将这个昆虫的名字冠于一个年轻群体的头上。他们高知、低收入、聚居在一起生活,像蚂蚁一样不被关注,也像蚂蚁一样全力以赴、永不言弃、不可轻视。

  2007年夏天,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廉思读到《中国新闻周刊》里的一篇纪实报道,名为《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报道中的主人公李竟一年前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因为考研和就业双重失败,不得不暂住于海淀区一个叫唐家岭的村子继续挣扎着追求梦想。而这个村子里,和他有着相同境遇的高校毕业生不在少数。

  “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廉思这样形容他解读到的李竟。作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作为“80后”,他没有想到自己身边还生活着这样的同龄人。与此同时,博士后研究“社会稳定”的他又敏锐地感觉到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贫民村”的问题。

  站在唐家岭的街道上,廉思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北京?拥挤狭窄的小路充斥着垃圾尘土,各种名目的小店凌乱肮脏,电线杆、墙壁上到处贴满了租房的小广告:180元起,有宽带……欢迎入住。

  “看不出任何首都的气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可一般的城乡结合部又不可能有这么多年轻人,而且都是学生打扮。你再看他们租住的房子,可以没有浴室没有单独的厕所,但一定有宽带能上网。”

  廉思了解到,这些走出校园不久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是拿着一千多元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本村居民有三千人左右,其余近四五万人都属于这个聚居群体。

  回到家廉思将“聚居村”输入搜索引擎,结果显示全是“少数民族聚居村”;查阅了国内外的一些相关资料也一无所获,此时的廉思意识到,唐家岭的年轻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群体。

  “大家都关心成功的人,关心精英,从大学毕业两三年到四五年的这群人到底是什么状态,没有人问过他们过得怎么样。” 从唐家岭回来后,这些同龄人生活的场景时常在廉思眼前闪现,让他久久不能释怀,他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

  廉思开始着手组织社会调查。正当他埋头设计问卷、确定调研地点的时候,北京市有关方面委托他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有了政府的支持,研究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2008年春节,廉思带领他从招募来的研究生入村调查。恰逢全国遭遇50年不遇的雪灾,北京天寒地冻。在唐家岭的出租屋内,经常是问卷还没做完,调研员的笔已经被冻得写不出字来。由于年龄相仿,村里的年轻人对廉思的调研小组没有任何抵触,有的不仅自己接受调查,还推荐身边的老乡和朋友。经过一个星期的调研,这个群体的面貌逐渐在廉思眼前清晰起来。

  在后来的调研报告里廉思这样描述他们:他们人数众多,大多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更多的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更多的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主要依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

  “热情、开朗、迷茫、彷徨。”这就是“聚居村”村民留给廉思的初次印象。调研结束后,他写成了四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提交市委且获得了肯定,但廉思感到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梦破了以后怎么样,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他们的怨恨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

  经过进一步的资料查阅和实地考察,廉思发现国外没有出现大学毕业生聚居现象,而国内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都有“聚居村”存在,若要深入了解他们必须组织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才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由于第二次调查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第一次,廉思决定成立课题组,招募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他对前来应征的人说的很直接:“跟我干肯定没钱也没名,凭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研究兴趣。”

  2008年8月8日,借着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汇集了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5人课题组正式成立了,廉思担任组长,研究题目是《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在人文社科领域,社会调查是最花钱的。偏偏这一年廉思申报的课题没有获得批准,调研纯属个人行为,经费成了大难题。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他:你要把这个项目做下来,仅仅北京地区的调研没有15万绝不可能!做一份问卷的成本最少要200元,包括人工费、礼品费、交通费、误餐费等等;北京地区至少要 500份以上的样本量才有意义,还不包括后期研究需要支付的录音整理费、数据录入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拿着恩师资助的3万元启动资金,廉思和课题组成员们立即投入到环环相衔的工作流程中。很快3万元花光了,家人又支持了4万元,最终课题组仅花费7万多元,完成了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七个“聚居村”的563份调查问卷的样本量。

  当时课题组一位成员看了一本名叫《蚁呓》的书,讲蚂蚁的生活状态,很多话和他们调查的人群非常相像,比如“我很卑微但我不卑贱”、“弱小的强者”等等,于是他们决定用“蚁族”这个名词替代“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廉思没料到,“蚁族”这个名词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网上很多人发帖“我是蚁族我报到”,还有网友写下:“只要一个人青春过奋斗过就不会不为蚁族的故事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蚁族。”

  廉思说话很快,随着“蚁族”热度的上升,他已成为各类媒体竞相拜访的对象。他似乎想用最短的时间表述最多的记忆、感慨和思考,当然是关于“蚁族”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蚁族,而不是我廉思。”

  《蚁族》出版后,很多80后的父母给他发邮件、打电话、网上留言。家长们告诉廉思是《蚁族》让他们知道了远在外地的孩子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个家长说,怪不得儿子坚持不让他去住处看一眼;有个妈妈给我留言,她看了两天一直在哭,作为一个母亲,她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无力。外地一个父辈的朋友,看了当地报纸对蚁族的报道,打电话来问我:你帮我判断判断,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蚁族?”

  聚焦难免带来一些尴尬。廉思随电视台去唐家岭拍摄,有蚁族接受采访时说,不知道是该感谢廉思还是该责怪廉思,因为他们看见报纸报道,唐家岭有兴建白领公寓的计划。“如果‘白宫’(蚁族口中的白领公寓)建起来了,他们负担不起房租的话,就不得不往更远的地方搬。”这名蚁族不认识廉思,也不知道他就站在旁边。

  课题组受邀去、北大讲座,一些天之骄子反问廉思:蚁族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吗?那里面有多少北大、的毕业生?

  “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自诩为‘社会精英’。什么是精英?精英应该负有关注社会、关怀弱势群体的责任感。你享受的权利越多,你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真正的精英应当是‘心为平民,行为精英’”。

  其实有些蚁族聚居村离北大并不远,然而它们之间却竖立着一堵隐形、坚硬的墙。要打破这些墙,让蚁族的青春奋斗不再默默无语,廉思的路还只是刚刚启程。不久,全国范围的调研即将展开,上海团队已经从同济、复旦、招募了四五十人,廉思等核心成员马上开赴当地。

  “每个城市的聚居村形态都不尽相同。上海是群租房,在中低档小区里,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能打出20个隔间住20个人。广州则是城中村,紧邻高档住宅的旁边。”

  蚁族是“80后”的群体,以22-29岁的大学毕业生为主。1999年大学第一批扩招生入学,2003年第一批扩招生毕业,融入滚滚红尘。因为就业难或就业差,他们向自己的师兄师姐询问有没有便宜的地方可以落脚。刚刚走出校园,他们渴望安全感,寻求群体认同。由于高校和大量的科技类公司集中在北京的北部,为了节省生活成本、把握机会,他们在城市的边缘慢慢积淀下来。

  “2003年蚁族形成聚居,两年后有了一定规模,等2007年我第一次去调查的时候规模已经很大了。这是高等教育扩招、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伴随的产品,正好让‘80后’赶上了。”

  网上曾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帖子,是“80后”描述自己的尴尬境遇:当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读,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上小学又不要钱了。当我们不炒股的时候傻子都能赚钱,当我们进的时候发现我们才是傻子。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是这状态!”廉思说社会对“80后”的定义一直偏于贬义,“最自私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其实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经历着国家的巨大变革,身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与生活意识都折射出中国社会特定转型时期的变化。“80后”究竟是一代什么人?廉思觉得“蚁族”展示了“80后”的真实面貌,“他们迷茫、彷徨,但有梦想、在坚持,而且承载了很多责任。”

  一个来自北京农村的女孩告诉调研员,她希望自己的辛苦奋斗能让父母有富足的晚年,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承载着如此责任的蚁族绝非少数。为廉思作“聚居村民序”的邓锟在唐家岭住了两年,两年里他做过销售、干过技术、考过研、进过,也曾创过业。他对父母隐瞒真实情况,总是报喜不报忧。

  “日子过得再苦他都没有哭过。但是有天早上起来,同屋问他昨天晚上怎么哭那么大声?邓锟完全没有印象,看看枕头是湿的,才知道自己在梦里嚎啕。”廉思感到心被揪得难受,蚁族是咬着牙苦撑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来到大城市打拼,中华民族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是有体现的。“他们是最线后’。”

  2009年春节,很多蚁族因为没钱或没票回家,只能在聚居村里过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廉思带着年货到了唐家岭,他和十几个“蚁族”买菜、买水果,热闹地准备年夜饭。

  “我们做了一大桌的菜,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还挺有过年的样子。”喝着酒、嗑着瓜子,当电视机里的春晚载歌载舞时,小屋的气氛却渐渐变了。“我就记得当时有几个男孩子先后到厕所去抹眼泪了。”

  什么是真正的奋斗?从初始接触的怜悯、同情到最终的佩服、尊重,廉思看到蚁族们确实在奋斗。“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是很多蚁族的奋斗目标,梦想对于他们来说尤其重要。

  “你问小月河的人最崇拜谁,他们肯定说王宝强。其实王宝强不是蚁族,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在小月河住过,而且成功了,他写的自传小月河的人都看。他们对成功的渴望特别强烈,这就是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调查显示,蚁族50%以上来自农村,20%以上来自县级市,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仅占7%,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不超过5万,这说明蚁族基本上属于“穷二代”群体。这个群体只能靠自己。

  不久前,廉思带一家电视台再度回访唐家岭,遇到一个就职于金融公司的北大毕业生。“他一个月挣5000还是不敢花。穷二代买房首付就交不起,要攒很多年。城里房租1000块,唐家岭只要300块。这就是现实。”

  蚁族告诉廉思“没有比生活更现实的生活”,“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这些高度凝练的词语全来自他们的亲身感受。

  “其实‘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这个梦对很多北京人来说也不敢想,但我们不去戳破这个梦,否则七八个人住一屋,七八十人用一个厕所,没有梦怎么坚持?他们的路是他们自己选的,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有人会劝他们为什么不回老家?面对城乡巨大的差别,这种劝说太苍白了。”

  有人境况好转搬离了聚居村,有人最终放弃梦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是摆在蚁族脚下的两条路,通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是要经过一番彷徨与挣扎的。

  面对蚁族的调查,课题组成员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力,因为蚁族距离他们自己太近了。一个调研员在访谈中偶然遇到了学校的师兄——两年前曾经是学生会里非常活跃的人物——双方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走出“聚居村”时,每个调研员都禁不住在心里问自己:几年后我会不会成为他们?还有一个调研员告诉廉思,当他错过了最后一辆返城的公交车时,他感觉错过了这辆车仿佛错过了整个世界。大多数蚁族的梦能否实现谁都不敢确定。

  因为好奇,廉思走近了蚁族,在调研中跟蚁族一起吃饭、聊天、喝酒,但总感觉那里并不属于自己。“我尽量地从蚁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很可能我尽全力都做不到。蚁族是真实地生活在那里,而我们只是去体验过后又回来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永远是旁观者。”

  作为一个学者,廉思感到有时自己是无力的。他能为这些平凡而又坚韧的年轻人做些什么?同情、无谓的劝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们的调查卷里有一个问题,问蚁族觉得高等教育给他们带来了什么?选项有知识技能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有自身素质、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等,可他们只选了最后一项‘一张文凭’。当问到高等教育缺失什么的时候,他们把以上几项全选上了。大学生们走上社会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这些是高等教育应该反思的东西。”蚁族的身上可能存在着欠缺,但未必是他们个人原因造成的。

  虽然廉思认为蚁族内心的力量远比自己要强得多,但他们真实的生活境遇的确令人担忧,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倾听与关注。

  “对这个群体,社会和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短期内帮他们整治环境和治安,让他们生活好一点,还可以安装一些机等等。中期来说落实一些权利,让他们参与投票。设立一些文体设施,进行职业培训。长远的一些问题则需要逐步立法解决,比如廉租房制度,目前没有北京户口是享受不到的。还有高等教育扩招问题,用不用扩招、扩招多少;民办教育的规模问题,蚁族中37%来自民办大学,好多是被骗来的,这些都需要经过慎重讨论最后出台措施。”

  廉思并不掩饰他的忧虑,“关心蚁族就是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青年时代的磨难和体验直接决定10年15年后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一个人青年时期总被人看不起、压抑、仇富,等他40岁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吗?会回报社会吗?他如何教育下一代?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颜菁)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文化频道【编辑:蒲波】相关新闻·“80后”蚁族女自创打拼漫画 引来网友强烈共鸣